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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一搜.cn/习近平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

从闽东福鼎市的磻溪镇出发，沿山间公路盘旋23公里，有一个青山环抱的畲族村——赤溪。这里被称作“全国扶贫第一村”，穷村巨变的故事，远近闻名。

羊年春节的畲村沉浸在幸福之中，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村民格外激动：“习总书记夸赞我们村啦！”

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民委一份简报上批示：“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小康村’。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时光回溯到20多年前。从1988年6月调任宁德地委书记起，习近平就和闽东畲族群众结下了深深的情缘，倾力推动包括畲族群众在内的闽东人民脱贫致富。在《摆脱贫困》一书的《畲族经济要更开放些》、《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等专门篇章中，习近平对民族地区脱贫致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在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担任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后，习近平依然深深牵挂着少数民族群众。为帮助他们和全省人民一道致富奔小康，习近平亲力亲为，制定帮扶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增强“造血”能力；走村入户，关心百姓疾苦，为他们摆脱贫困想方设法。

踏着新春的节拍，本报采访组走进宁德、福州等地，与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一起回忆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情系少数民族群众，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点点滴滴；也记录下他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信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行的生动实践。

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深刻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问题

“我和畲族是有缘分的……在闽东，我耳闻目睹了畲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和畲族地区的繁荣进步……今天，我虽然离开了闽东，但时常还会回忆起畲乡的山山水水，我的心系着畲族人民。”

1999年，在《一切为了畲族的发展——〈畲族社区研究〉序言》中，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这样写道。言之切切，情意深深。朴素的话语背后，是习近平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深厚感情。

福建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少数民族人口近80万。其中，畲族人口全国最多，目前共有36.55万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一半以上。

从1985年6月调任厦门，到2002年10月调任浙江，在福建工作的17年半里，习近平始终心系少数民族群众的冷暖，牵挂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宁德是我省和我国畲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全省三分之二的畲族人口聚居于此。畲族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1988年6月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后，就特别关心这些山区居民。他既从一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着眼，又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大局着眼，他当时说的话、做的事，今天重温起来仍觉得振聋发聩。

“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做好民族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89年1月，在宁德地区民委第七次委员（扩大）会议上，习近平从战略高度阐述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多次深入畲乡、走进畲族群众中，对民族问题，习近平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思考。1989年6月，他写下《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系统阐述了做好民族工作的大略方针。

“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在这篇后来收入《摆脱贫困》一书的长文中，习近平写道。

1990年4月，习近平开始主政省会福州。虽然福州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不多，有8万多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3％，但习近平依然保持着对做好民族工作的思考，对少数民族群众依然牵挂在心。

1993年6月14日，习近平顶着烈日，翻山越岭，驱车来到大山深处的罗源县霍口畲族乡福湖村，看望畲族群众。得知全村已通水、通电、通路，当年村民人均收入能达到1400元，习近平满意地笑了。

他语重心长地说，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保证，意义十分重要。

习近平还嘱咐乡、村干部，要因地制宜搞好扶贫开发，着力发挥本乡优势，做好山的文章；要引进有经济效益的企业，在林竹深加工上下功夫，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收入；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时任霍口乡乡长兰贵春回忆说：“那天，习书记始终带着笑容和大家交流，亲切温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他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的笔记本。

贴心的话语，是温暖，更是激励。多年来，霍口畲乡群众大力发展食用菌、毛竹等特色农业产业和畲乡旅游，收入节节高。目前，仅种植食用菌，一年就可净赚3000多万元。

担任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后，习近平在繁忙的工作中，仍时时关注少数民族群众。每年，他都深入包括闽东在内的少数民族聚居乡村调研考察、看望慰问。

做好民族工作，发展是第一要义，首先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在宁德工作时，习近平就认为，民族问题更集中地反映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

主政福州期间，他在刊于《福建民族》1994年第6期的署名文章《搞好民族地区经济工作，开创我市民族工作新局面》中，更提出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科学论断。

1996年8月5日至10日，习近平专程到闽东调研指导奔小康工作。“全省能否实现小康，关键看闽东。”他指出，闽东地区民族工作要突出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个重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保证他们与全区、全省同步进入小康。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最迫切的就是摆脱贫困。这是基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的战略判断。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宁德大多数畲乡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的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畲族群众大都居住在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较为困顿。总体而言，“闽东畲族的贫困面还比较广”。

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拉开了全国性扶贫攻坚工作的序幕。

到任宁德地委书记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敏锐地提出，当时闽东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的条件，应当把以解决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并特别强调：“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畲族问题。”

摆脱贫困，千头万绪，当从何入手？

“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1988年9月，习近平在到任宁德3个月后写下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中，给出了有力回答。

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无论是在闽东，还是在福州，再到省委和省政府任职，习近平始终强调要以滴水穿石的韧劲，苦干实干求发展。

精气神足了，摆脱贫困的步伐才能更坚定。在习近平的激励下福安市康厝畲族乡东山村的变化，就是生动一例。

1999年6月，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这个因地质灾害频发而整村搬迁的畲村调研。因为村支书和村主任都不会说普通话，就由33岁的村会计钟晋金汇报情况。“习书记问了我村民和村集体收入情况，我告诉他，村集体收入主要靠一片村集体的茶山，一年能收承包金900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钟晋金回忆说。

习近平听得很专注，然后对大家说，虽然整村搬迁了，生活改善了，但这还达不到小康水平。他当场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十六个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奋发有为，再创辉煌。

临别时，习近平拍着钟晋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很年轻，要好好干，先动起来，奔上小康路。

这一番话，让钟晋金动起来了。不久，他东挪西凑借了8万元，买了部二手大货车拉杂货，起早摸黑苦干，短短两年，就还清了债。之后，他又和别人合伙买了三部大货车，专业做物流。“现在，一年收入超过15万元，日子过得很好。”钟晋金说。

动起来的不仅仅是钟晋金，许多东山人走出大山，外出打拼。现任村支书缪石坤说，目前，全村988人中有近200人在外从事建筑行业，仅此每年就有上千万元的收入。2014年，村民人均收入12000元。

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工农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必要条件

谋定后动，行且坚毅。

谋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之略，必须立足于实际。

在深入的调研中，习近平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实际——闽东畲族绝大多数居住于边远山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路、水、电不通问题尤为突出，致使这些地方广阔的山场、肥沃的土地等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针对这个实际，习近平认为，要引导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摆脱封闭、单一的自然经济状态，跨出自己的小天地，根据本地的特点，开发资源和开拓市场并举。

不论是开发资源，还是开拓市场，前提是突破交通等瓶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筑牢发展之基。习近平说，基础设施落后已成为闽东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我们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工农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必要条件。

少数民族群众要脱贫致富，必须拔掉这个穷根！

在闽工作期间，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习近平倾力推动。

到任宁德不久，习近平就挂钩扶贫福安坂中畲族乡。

坂中是闽东地区畲族聚居最集中、人口比例最高的乡镇。这里距福安城关很近，却穷得叮当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交通瓶颈。1958年，途经坂中的福安—穆阳公路启动建设，后因故停建。到上世纪80年代，坂中通往外界靠的是小木船摆渡，从乡里到各村，只有鹅卵石铺的古官道，“交通基本靠走”。习近平挂钩坂中后，大力推动这条公路恢复建设。同期，该乡民族公路、老区公路也开工建设。坂中畲族群众走向外面的世界，终于有了比较方便的通道。

能修路的地方就修路，条件恶劣、无法修路的地方就搬迁。1985年扶贫工作刚起步时，宁德就针对偏远地方的受灾户实施“救灾搬迁”工程，迁出的群众较快地脱了贫。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又对一些发展基础和条件较差的贫困村、受灾村、草房村（户）实施搬迁。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倾力推动这项工程。到1993年，全区已有76个村1289户6235人完成搬迁。

这一为民惠民之举，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造福工程”。人们在新居贴上“造出一番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的大红对联，表达朴素而真挚的感恩之情。

1994年，福建省将“造福工程”列入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宁德的搬迁工程也受惠于此，然而，由于点多面广、资金有限，力度还有待加大。

1997年5月，省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摆在分管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案头。报告反映，尽管近几年来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闽东仍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

习近平高度重视，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商讨解决办法，并深入闽东的福鼎、霞浦等地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建议进一步把闽东民族居住区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作为重点，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

根据习近平的调研报告，省委和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把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列为“造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实施。

福建在全国率先实施的“造福工程”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全省有6000多个自然村、101万人整体搬迁。

搬出大山的群众，生产生活如何？这是习近平心中的又一牵挂。

宁德蕉城区霍童镇东岭村村民70％是畲族。他们原先居住在深山，生存环境恶劣。村主任钟庆双还记得，那时出门买点东西，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有一次，半夜醒来，发现山洪都冲到床铺前了。1993年，得益于“造福工程”，他们搬出大山，不仅居住安全，交通也方便多了。

1999年6月8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村里调研，和村民座谈。

“村民没见过这么大领导，都不敢说话。习书记就鼓励大家说，我们来调研就是要听大家讲真话、讲实话，有什么困难大胆讲。”时任村支书黄如椿回忆，一听这话，大家纷纷说出心里话：村路还是沙石路，靠肩挑人扛，一天只能把两根毛竹弄下山，如果路修好了用车运，一天几十根没问题；没钱架电缆，电压不稳，买了电视也看不上……

“没想到习书记当场协调有关部门给予东岭村12万元的资金支持，帮助解决问题。2000年，村里就架设了新电缆，村道也硬化成了水泥路。”黄如椿说，当时，习近平还嘱咐，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上面的部门能支持的一定支持，同时畲汉两族群众也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座谈会结束后，习近平还主动提议与畲村的干部群众一起拍照留念。后来，村民特意将照片放大洗印后挂在村部。

15年过去了，墙上的照片渐渐泛黄，东岭村村民的日子却越过越红火，两三层的楼房随处可见。这些年，村里因地制宜，发展毛竹、茶叶、水果等种植业，去年全村农业总产值达390万元。

那次调研，习近平还到了周宁、福安的一些老区基点村和少数民族村。他说，贫困地区基本都位于老区和民族聚居区，对民族聚居区要像对待老区基点村一样进行扶持，下基层要多跑困难的山区，多往那些交通不便甚至不通公路的山村走走。要带着感情去调研，从根本上去扶贫。

1999年7月，省委和省政府急群众之所急，庄严承诺：在今明两年（指1999年—2000年）内基本解决老区和少数民族建制村的“五通”（通路、通饮用水、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问题！并且将其列为2000年省委和省政府15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这两年，全省投入“五通”建设的资金达4.6亿多元。其中，1999年投入3.48亿元，是有史以来“五通”建设资金投入最多、力度最强、规模最大的一年。

到2000年底，全省近3000个老区和少数民族建制村“五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两年又进行了完善提高。省委和省政府的庄严承诺郑重兑现。

畲族地区在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善弈者谋势。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主政宁德的习近平作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判断：“90年代，闽东畲族地区开始从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的摆脱贫困时期，进入以经济开发和开放为重点的实现小康时期。”

要让畲族群众过上好日子，发展是硬道理！但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发展？习近平当时就给出了明确回答——“畲族地区在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为鼓励、帮助民族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习近平倾注了大量心力。

1988年7月，习近平到任宁德后不到一个月，就来到畲族人口占60％的福安市甘棠镇过洋村调研。

“那时，村里最多的是葡萄架和蘑菇房。”时任村支书钟祥应回忆说，“习近平就顶着烈日，沿着进村的机耕路，边走边察看地里的葡萄。”

这里的巨峰葡萄，是1986年村民在当地民宗部门的帮助下种起来的。虽然还没到葡萄成熟的季节，但一串串诱人的果实已经挂满了葡萄架。

“习书记很关心葡萄的销路。听到猪肉一斤两块六，葡萄一斤可以卖两块八到三块，加上蘑菇、林地等，平均下来村民一年收入能有七百元，他很高兴，连声称赞做得好。”钟祥应说，习近平鼓励大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走林业、种植业等多元发展的道路。

过洋村人牢记习近平的教诲，勇敢闯市场，不断拓展新的致富门路。1990年，过洋村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少数民族团结先进村”称号，村里的青年葡萄种植能手钟菊春被评为“全国科技星火带头人”。1992年，看到培育茶苗效益比葡萄还要高出几倍，过洋人立即跟进。如今，他们培育的茶苗远销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甘棠镇也成为全国有名的茶苗繁育基地。201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860万元。

习近平为闽东畲族地区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科学的路线图——树立“市场为主导”的战略思想，确立一条“市场—技术—资源”的发展战略，走“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之路。“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双向开发”即资源、市场同时开发。

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就是在习近平的关心、指导下，走上这条良性发展之路的。

穆阳一带是福安市畲族人口聚居地。为加快穆阳发展，经宁德地委、行署批准，福安市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于1993年3月成立，属乡镇级机构。

1998年9月，在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亲自关心下，省政府批文确认原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并更名为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成为我国唯一以民族名称命名的开发区。

然而，开发区发展的步子还迈得不够大。“除了一块牌子、一枚公章、抽调了几名工作人员，没有一块自己的地，连办公场所都是借的，将来如何发展心里没底。”原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雷瑞华回忆说。

1999年6月，习近平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专程到开发区调研。听完汇报，习近平说，畲族开发区与其他地方的开发区不同，不在大城市近郊，不是交通枢纽，也没有港口；在这种条件下，开发区要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发展高优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条件成熟了再发展工贸旅游业。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开发区成了“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示范平台。

习近平当年为福建民族地区发展规划的美好蓝图，正逐渐成为现实。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能够尽快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民族地区缺技术、缺人才，要脱贫致富，人才是关键。而干部的培养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干部犹如火车头，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1989年1月，在宁德地区民委第七次委员（扩大）会议上，他就提出要“注意培养民族干部”；同年12月，在原宁德市（现蕉城区）首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他指出：“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主要是干部问题……要有意识地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能够尽快地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在《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阐释说：“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善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是我们在民族地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纽带和桥梁。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工作中，少数民族干部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曾与习近平共事的原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畲族干部。“习近平同志职务比我高，但对我非常尊重。当时，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后备力量，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地、县两级中要有一定的比例。对少数民族聚居在千人以上的乡、镇，至少要配备一个少数民族副职领导。”钟雷兴说。

正是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宁德把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工作摆上重要的位置。宁德地委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少数民族人口万人以上的5个县（市），都要配备1名少数民族的副县（市）长或常委，在少数民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至少配备1名少数民族的党政领导。组织部门和福安、霞浦等地还有计划地选送少数民族干部到省委党校、中央民族大学、福建师大等院校学习培训。

车头真正带动了火车。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闽东摆脱贫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鼎市政协原主席李宗廉是畲族人，1978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原福鼎县工业局、县委组织部工作，1983年调任柘荣县委常委、组织部长。1988年10月，他被调回福鼎任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组织谈话时，我很意外。柘荣是山区县，人口才几万，按常规流程要调整到沿海的大县福鼎比较难。这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信任。”李宗廉说。

李宗廉调任福鼎后，协调改善福鼎民族中学办学条件、筹资修建龙头湾村通村公路……为畲族同胞办了许多实事。现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维善，也是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畲族干部。

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市需要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更需要脱贫致富的领头雁。他们善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为少数民族群众谋福利。

调任福州市及担任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后，习近平一如既往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福建省同步制定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五年规划。省委、省政府1998年10月下发《关于加快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专列一节提出“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少数民族各类人才”。

教育问题是绝对不允许“等一等”的，必须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要摆脱“穷”与“愚”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提升教育水平，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长期以来，畲族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据《福州市畲族志》记载，新中国成立时，福州畲族乡村绝大多数没有小学，更没有幼儿园和中学。罗源全县畲族人口中，累计读小学者不过70人，只有1名初中毕业生，2名初中肄业生。

宁德的情况，与此类似。

主政宁德时，习近平就认为，在闽东老少边岛贫的现实态势下，建设为开放所亟需的、为经济发展所亟需的软环境，“必定要把人才作为软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因此，“教育问题是绝对不允许‘等一等’的”，必须“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努力实现教育、科技、经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1988年11月，时任福安民族实验小学校长陈春强接待了一位特别的访客，他就是习近平。“地委书记来学校，本以为会有许多领导陪同，哪知他只带了一个工作人员。当时不通公路，到村里得走一个小时山路。”陈春强说。

位于坂中乡仙岩村的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错，校园不到2亩，却挤了500多名学生，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只能在教室。习近平走进班级，详细询问孩子们生活、学习等情况，没有说太多的话。

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章中，习近平写道：“我走了不少乡村，看到不少简陋的校舍，心里沉甸甸的。在同农村干部、农民专业户的交谈中我更加感到科技兴农、人才兴业的重要和紧迫。”

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办好少数民族教育，是习近平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1989年初夏的一天，太阳刚爬出山坳，福安坂中畲族乡大林村党支部书记钟通弟正在秧田里劳动，远远看见三个陌生人向村里走来。

那时，大林没有通路，一尺宽的山间小路崎岖陡峭，从乡里来，脚力好的也要走一个多小时。

三人走近后，一人指着中间一位满头大汗的年轻人说：“这是地委习书记，来村里了解情况。”

“我满身泥、满手汗，可习书记一点不嫌弃，主动伸出手和我握手。”钟通弟回忆说。放下秧苗，他就带三人往村里走，边走边介绍村里情况。

村口，有间只有两个小窗洞的老土坯房。那就是大林小学。钟通弟说，全校4个年级47个学生，都挤在这唯一的教室里，就一个老师，每节课一个年级只能分到10分钟。学生要读五年级，就得去隔壁仙岩村。

听着钟通弟的介绍，看着孩子们破旧的衣衫，习近平神情凝重。大林小学和这里的孩子，成了他的牵挂。

不久之后，习近平专门委托挂钩帮扶大林村的宁德军分区政委赵法文去看看孩子们。赵法文一行肩挑手扛，大包小包，送去各种学习用品。每个孩子领到一个书包、一个铅笔盒、十支铅笔，他们还收到了从未见过的漂亮衣服，女生是连衣裙，男生是短衫短裤套装。

在习近平的关心帮助下，大林村后来筹措到专项资金，建起了两层楼、四间房的新校舍。

1991年6月，在福州市委和市政府罗源现场办公会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说，由于欠债太多，畲族地区的教育还很落后，应当依靠各方面的力量，一起下决心，花大力，尽快全面提高山区农民的文化素质。

1993年6月14日，习近平到罗源霍口畲族乡调研时，特地去了福湖小学。看到还不富裕的福湖村花了20多万元建起两层教学楼，得知学校正在申报县民族中心小学，他大为肯定。

办好教育，硬件建设很重要，软件也得同步跟上。习近平说，要创造条件，吸引优秀教师到民族地区任教。他还特别叮嘱老师，要让孩子们学会说畲语。

就在到福湖小学的同一天，习近平还沿着田间小路，察看了位于罗源城关、正在建设中的福州民族中学新校园。

首任校长游文良回忆说，由于当时县政府财力有限，这所1992年创办的学校起步艰难，校舍是借的，连课桌椅都是当时已年过五旬的他带着老师，借板车拉回来的。

在省市县各方的支持下，习近平1993年来到学校时，一栋投资252万元、具有民族风格的四层教学楼已经落成。习近平就完善学校生活配套和课外活动措施、合理确定少数民族师生所占比例、科学设置课程等提出具体要求。他特别强调，要注重在年轻人中传承畲语、畲歌等优秀文化。早在宁德工作时，他就赞畲族文化为“闽东之光”，提出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

宁德市民族中学是全省成立最早的民族中学，也是我国畲族学生人数最多的民族中学。1998年，学校四十周年校庆之际，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欣然题词：“发展民族教育，培育民族人才。”

在习近平担任省长期间，福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扶持已形成制度。2002年起，省级财政每年安排400万元民族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民族学校设施设备配备，改善办学条件。2012年起，该专项资金增加到每年600万元。省直单位和经济发达县（市、区）挂钩帮扶民族乡中，教育一直是挂钩帮扶的重点，十几年来帮扶资金投入达4000多万元。

2002年，省政府专门出台《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实施意见》，通过加强统筹、重点扶持、加大投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民族教育优先发展。

滴水穿石，星火燎原。

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推动和倾力帮助下，少数民族脱贫事业在我省扎实推进，包括闽东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成果丰硕，一个又一个像赤溪这样的“穷村巨变”故事，在八闽大地上演，千千万万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向小康。2014年，全省民族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双双突破万元大关。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在扶贫开发已进入新的攻坚期的今天，总书记的殷殷期待，更让八闽干部群众不敢懈怠，更要顽强拼搏，久久为功。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全省上下正携手向贫困宣战，向全面建成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昂首进发。（本报采访组）

日期:2015-11-23 11:33:07

习近平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

来源:http://www.jw-power.cn/20151123/446331.html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
首卷入编381位博士，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全文。
现特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格言
老实做人，扎实做事；
 不事张扬，只求实绩。
 勿忘人民，甘作奉献；
 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自述》
——习近平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
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
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
 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
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
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
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
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
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
 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
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
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
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
这又是一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
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
 
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
"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
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着书并发表文章。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
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
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
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
 
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
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
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
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
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
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
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来源：人民网 原载于《福建博士风采》丛书

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