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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白山黑水不屈魂
“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侵占东北大学后的日寇在东北大学门前持枪站岗。
张学良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上讲话。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三台)全体教职员工在校门前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易鑫 刘玉 通讯员 刘海龙
斑驳老墙,颗颗弹痕。
走在东北大学旧址,时光恍惚间穿越近百年的风云际遇,回到那段烽火漫天的岁月。
内忧外患,日寇辱国。由于特殊的地缘背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就踏上了流亡之路,成为当时首个因日本侵华而被迫内迁的高校。
从暂居北京,到流离于西安、开封,再到川北小城三台复校,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陆续返回沈阳,师生们离开家乡整整15年之久。
这15年间,硝烟弥漫、烽火不断,校舍简陋、物资匮乏,颠沛流离、难以安枕。东北大学师生却始终笑对岁月,延续文脉,弦歌不辍。
这15年间,东北大学的热血青年们坚持抗战报国,一二九运动游行、西安事变请愿、三台宣传抗日……为抗战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一起走进这段如史诗般可歌可泣的岁月。
诞生:以抗战之名
1922年初的一天,东北尚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两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急匆匆地走在沈阳空旷的大街上。
他们心里,充溢着复杂而炙热的情感。
这个庞大的国家,刚刚经历了诸多磨难,炮火的轰炸和动荡的时局之下,国衰民弱。而富庶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又引得东狼入门。日本的魔爪,不仅伸向了政界、商界,也伸向了学校。
一位台湾学者说:“别的殖民者是要你的东西,日本殖民者不光要你的东西,还要你的人心。”在东北,日本人推行日本“国语”,强化尽忠报“国”的“国民教育”和受日奴役的“劳作教育”,对教师进行“思想素质”培训……
这一切,让两位风雪中疾行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
御侮兴邦,迫在眉睫。
这两位知识分子,分别是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他们要去往的目的地,是东北三省巡阅史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府邸。
“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在张作霖的府邸中,谢荫昌的话掷地有声。
张作霖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请。在此之前,一些有识官绅已经屡次吁请东北当局:“欲振东北,必振实业,必振教育;教育兴,则民智开,民智开,人才生,东北则有望矣。”
至于如何办大学,王永江建议:“联合吉黑两省,创建东北大学,以为百年树人之计。”
张作霖略作思索,凛然答应。
然而,创立东北大学的动议,马上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力反对。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亲自出马,向奉天省公署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创建大学之举。
《国立东北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这样记载道:“日人闻而瞿然亟思有以尼之,其驻沈阳总领事,竟请我毋办大学,愿以彼之南满医科大学及旅顺工科大学为我育才。”
日本公然出面干涉,妄图垄断东北高等教育,这使“东北王”张作霖十分气恼,他说:“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越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1923年4月19日,奉天省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并于4月26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宣告成立,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开办理、工两科,以沈阳文学专门学校为基础开办文、法两科。王永江兼任首任校长,聘名师、招学生、购设备,学校顺利起步。
成长:繁枝引凤来
近百年后的今天,历史硝烟已然散尽,行走在东北大学旧址,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兴建之时的盛况。
旧址内,汉卿南、北两楼相互对立,隐匿在大院之内,少有人打扰。与之一墙之隔的原东大图书馆大楼共有三层,呈现飞机形状,由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设计,现在仍然保留着古朴典雅的风采。
在办学上,根据当时之背景,一腔爱国之心的王永江主张“知行合一”,力戒纸上谈兵。由此,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先进”的举措拉开帷幕。
东大建成工厂,由留学德国归来的杨毓桢任厂长,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巩固所学;文法理工各科组织学生参观华北机械厂及纺织厂,以增长工业方面知识;俄文系学生赴哈尔滨,实地考察;理工科学生参观抚顺煤矿……
与此同时,各学科的学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文法科成立自治会、夏声社、社会科学研究社;工学院成立矿学会;理工预科成立英语研究会……
学校蓬勃发展的同时,历史的脚步悄然前行。
1928年,皇姑屯事件震惊中外。这一年,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同时,继任了东北大学校长。
身负国仇家恨,少帅将大量的心血倾注到了东北大学的发展之中。
为改善办学条件,张学良先后捐献180万现洋,建筑文法学院教学楼各一座、可容数百人的凹字形学生宿舍一座、教授住宅38栋、图书馆、实验室及马蹄形体育场等。
对于当时东大的建筑,一位老校友这样回忆:“东北大学学堂的教室,建筑宏伟、工精料美,样式新异,斜阳夕照,辉煌美丽,眩目夺神,而我们得在这个教室里受课,是何等的荣幸!”
为破除男女隔阂,张学良上任伊始便极力倡导男女同校。1928年9月,各科共50名女生走入东北大学校门,从此开创东北男女同校之先河。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女学生入学后努力学习,张学良还让夫人于凤至亲自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
对体育,张学良异常重视。他增聘体育教员,常常组织学生代表队参加各类体育比赛。东大足球队、篮球队曾远征日本,东大学子以其赛场的成绩驳斥了“东亚病夫”的谬论。张学良还一手策划了“中日德三国运动会”,学生刘长春大长国人士气,并由此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与此同时,张学良重金礼聘,广招良师。凤栖良木,两三年间,章士钊、梁漱溟、罗文干、冯祖恂、刘先州等一批名师先后执教东大,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应张学良之邀来到东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到1930年秋,东北大学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舍宇壮丽、设备充足,经费充裕,可谓“学风淳穆,良师荟萃,俊彦云集,极一时之盛”。
然而,历史的脚步很快走到了1931年。“九一八”一声炮响,震醒了宁静的校园,也炸碎了东北大学的强校之梦。
流亡:“一二九”先锋
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沈阳,城陷未几。
东大师生彷徨之际,日本南满公学学堂堂长竟然主动来校,言辞做作致以慰问,劝师生照常上课,经费由日本供给。
这让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词拒绝,并坚定了南下办学的决心。由此,东北大学成为抗战中第一所流亡大学。
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迁往北平。经过慎重考虑,大部分师生决定跟随前往。张学良在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周鲸文赴任代理校长时交代给他一句话:“我们这个学校的特殊性,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是为抗日造就干部,也可以说我们要办抗日大学。”
10月,师生陆续到达北平。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部分系科停办,同时添加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
勉强复课,校园书声来之不易。然而时局恶化,师生们已经无法坐在校园里“一心读书”了。
1935年,日军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凡有爱国之心的人,都被这一决定点燃了怒火。
12月8日晚,东北大学学生都经历着不眠之夜。他们刚刚接到了来自北平学联的通知:12月9日上午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进行爱国请愿,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一致抗日。
12月9日清晨早餐时间,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召开,到会的300多名爱国学生群情激奋,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学联的决定,坚决参加请愿游行。
之后,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作为游行队伍西路纵队的唯一主力,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走上西直门大街,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交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惜……”亲身经历了“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以诗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为词,谱曲一首,将他的真实感受,化作了激昂的旋律,连同那次振奋人心的爱国运动一起载入史册。
流亡与斗争之中,这所以抗日之名诞生的大学,爱国主义的种子已然生了根,发了芽。
南下:三台续文脉
“一二九”运动以后,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纷纷外迁,东北大学也再次开始了“长征”的步伐。
1936年初,张学良在西安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在这抗日的大后方,两度迁校的东大师生,尤为渴望安宁的环境,渴望潜心治学。
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失去自由。1937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委任臧启芳为代校长,指令南迁东北大学,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
一两年间,师生颠沛流离,诚如张学良在修建先分校礼堂时所题之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八’,懆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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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7月16日 11:46:46 来源:中国教育报 东北大学:白山黑水不屈魂
http://www.edunews.net.cn/gjnews/20150716/114646.html
来源:豆瓣读书 更新日期:20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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